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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來自Toronto Star 的讀者來函，作者Yvonne S。全文以Yvonne S 第一人稱闡述）
我是模範少數民族。
我是一位聰明、勤奮、有禮貌的加拿大華裔女性。我沒有口音，沒有威脅性，因此在我的生活中沒有經歷過太多的種族歧視。
當我經歷種族歧視時，我才意識到這一點，但為時已晚。我沒有意識到我受到了歧視，因為我認為模範少數派的名聲保護了我。種族主義不應該發生在我身上，我想。白人不會歧視和騷擾像我這樣的人。白人應該把我當成同伴。
但這確實發生了，一年來我每天感到不安，這導致了極度的焦慮和健康問題。我正在分享我的故事，以便其他有色人種的年輕女性能夠看到這些現象，並知道我們不需要容忍極具壓迫性的工作場所。我也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模範少數民族神話並沒有保護我們，它困住了我們。當世界終於聚焦於反亞洲種族主義的時候，我想讓大家看到發生在我們工作場所的語言暴力，而不僅僅是發生在我們街頭的暴力。
幾年前我開始為一家慈善機構工作，並被它吸引，因為我相信它的使命。第一年很棒，我覺得作為一個團隊成員很有價值。在一個以白人為主的中型組織裏，我是兩位有色人種女性之一，但我從未覺得自己受到了任何區別對待。
當我們的執行董事休產假時，情況開始發生變化。令所有人驚訝的是，她後來宣布不回來了。董事會沒有花很長時間尋找接替這一職位的人選，而是提拔了另一位董事。但這次晉升並沒有進行額外的培訓，以幫助她過渡到她的新角色。這最終導致了一個惡劣的工作環境，其定義是對員工中有色人種女性的微觀管理和歧視。
正是在這段時間，我遭遇了職場現象“pet to threat”，這個概念用來描述有色人種的女性在工作的學習和發展階段往往得到支持，直到她們變得更有能力，並被雇主視為威脅。一開始，這個主管經常問我對項目的意見，並給我機會，但在我工作的第二年，我感到壓抑和不受歡迎。
此外，這位主管開始在別人面前嚴厲批評我，在我們單獨相處時對我大喊大叫。當她公開糾正我的拼寫時，我覺得對我最有針對性。作為一個移民，英語是我的第二語言，所以有時我會拼錯單詞。有好幾次，她公開糾正了我對某人名字的拼寫——Sara和Sarah之間搞錯的情況。由於害怕被騷擾，我寫了一張寫有這個人名字的便條貼在桌子上。當我的白人同事拿到了有跟蹤變更的文件時，我卻在我們的公開的辦公室裏遭到了口頭更正。另一個同事也以同樣的方式被叫來，那就是另一個有色人種的女人。
當我宣布懷孕時，情況變得更糟了。雖然那位前主管懷孕的時候經常被問想吃什麽食物（這樣員工就可以給她買），但發生在我身上，卻一點也不美好。我在六個星期的時候開始有晨吐，但不想提前透露我的懷孕情況，以防我流產。第九周，我感覺很不舒服，請了一天病假。她回答說工作需要我。這種壓力迫使我提前透露懷孕情況，這樣我就可以名正言順地請病假了。我一點也不知道，這樣的事情幾乎每天都會給我帶來關於懷孕的騷擾和評論。
於是，數周幾乎每天他們都在評論我的晨吐，導致我極度焦慮。她批評了我的晨吐經歷，說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有晨吐，她也沒有經歷。她的評論使我感到無法完全說出我現在的狀況，因為害怕其他不必要的判斷或負面評論。在她面前生病也讓我感到不舒服。因此，當我需要嘔吐時，我會走下兩三層樓梯，這樣我就可以在她聽不見的情況下嘔吐。
大約在第11周，當我還感覺不舒服的時候，她問我是否服用藥物來治療晨吐。我說我沒有，並且她建議我和我的家庭醫生談談。雖然這似乎是一個友好的建議，但它相當於我的雇主要求我使用藥物治療。她告訴我，當我還在生病時並且藥物不起作用，但藥物對她的朋友起了作用，這再一次把我的懷孕和身體定性為異常。現在回想起來，她建議我接受藥物治療，這樣我就可以繼續工作，似乎是極其可怕的。
在第13周，我仍然嘔吐，在一個特別糟的日子，我回到我的辦公桌，臉色蒼白，十分虛弱。當她看到我時，她說我不應該再嘔吐了，因為我已經過了12周大關，人們通常都會停止嘔吐。而且我現在應該感覺好些了。這種評論持續了好幾個星期。
作為一名年輕女子，我是朋友中最早結婚的人之一，也是最早懷孕的人之一，我身邊沒有任何一個有經驗的人說懷孕是安大略省人權法保護的範圍。加拿大人權法也禁止與懷孕有關的騷擾。
懷孕也應該是女人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之一。相反，我大部分時間都在擔心、感到不適和沒有安全感。此外，無情的判斷力、評論和騷擾對我所造成的精神和身體上的傷害都對我產生了許多負面的影響，以至於在2020年2月，我丈夫讓我考慮盡早休我應有的產假，或者辭職，因為我所承受的壓力可能會對我們孩子的發育產生負面影響。我不希望任何一個孕婦處於這樣的境地：在孩子的健康和生計之間做出選擇，因為他們的老板創造了一個壓抑的環境。
所以在懷孕的第五個月，全球疫情爆發的時候，我離開了。在那一刻，我覺得我再也不能忍受每天的批評和評論，這些批評和評論讓我覺得這個民族的身體正在變得不正常，並且我的價值遠遠低於我的白人同事，她在一年前懷了一個孩子。我每天上班都很焦慮，對自己的安全感到害怕，因為她對我和我的懷孕都是如此公開的敵意。除此之外，由於我的種族，我成為了有關疫情的所有來源的受害者。
辭職那天，我在廚房裏跳舞。我覺得我的孩子不會再在一個充滿敵意的環境中成長了。我對自己受到的對待感到不安和憤怒，但我周圍每個人的建議是繼續前進，不要成為麻煩制造者。
但在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謀殺後，關於黑人的人權在全世界引發了抗議，我感到十分憤怒，當看到我所工作的組織趕上了潮流——在社交媒體上發表毫無意義的關於我們需要如何做得更好的帖。我很憤怒，我知道我的沈默和不作為會使我們社會和工作場所存在的系統性種族主義永久化。所以，我向組織投訴，他們調查後告訴我，她的行為並不構成種族主義。我真的很
失望，因為在這個時代，種族主義不再是公開的。她不需要說我是“中國佬”，但她的行為卻一直體現著種族主義，除非我有記錄在案，否則我試圖詳細描述她的微攻擊和騷擾都是徒勞的。
當我和公司高層打電話時，他們似乎不想和我說話。相反，我覺得有必要為抱怨道歉，我甚至提出要幫助他們起草反種族主義和歧視的新政策。在電話結束後，直到今天，我仍然感到不舒服。社會壓力讓我為自己是個“麻煩制造者”而感到難過。模範少數派的神話深入人心，我無法抗拒為抱怨而道歉。這是不對的。
主管被悄悄地卸任，沒有提到任何問題，也沒有提到她那方面的糟糕表現。她的LinkedIn看起來很正常。沒有人會知道她做過的行為，事實上，我匿名寫這篇文章，因為我害怕報復。所以，我能做的就是分享我的故事，希望一個年輕、有抱負、有色人種的女性讀到這篇文章，知道種族主義和歧視是不能容忍的，模範少數民族神話不能保護他們。事實上，法律保護他們，他們應該接受這些法律的教育，所以他們不需要忍受我的所作所為。
希望大家都能不忍受歧視，勇敢為自己發聲！
文章來源: The Star
作者: Yvonne S.Contribut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