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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en Sheppard teaches human-rights law and is a former director and current
科林.舍帕德（Colleen Sheppard）曾担任加拿大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人权与法律多元主义研究中心（CHRLP）的主任。现在他仍然是其成员之一。他主要教授人权法学。
塔马拉.特米图斯（Tamara Thermitus）是一名蒙特利尔的人权与反种族主义律师。
德雷克.琼斯（Derek J. Jones）在麦吉尔大学教授法学，也是CHRLP的成员之一。
这三位律师为本文的共同作者，他们分别是安省、魁省和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律师协会成员。
什么是系统性的种族主义？这得看你问的是谁。这个问题也许会使他们困惑、生气、受到启发、受到鼓动又或者能让他们明白些什么。从皇家骑警、政治家，再到法庭，全球的“黑人的生命也是命”的反种族主义运动， 以及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家庭和社区，他们所给出的颇具分岐的回答让我们觉得更有必要提出这个问题：种族主义是如何变得系统化的。
在我们深究这个问题的语义结构之前，我们先得明白，为什么种族主义是令人厌恶的一件事。
种族主义损害我们的生活、价值观，以及对公平和公正生活的愿景。它违反了基本的人权和公平原则。种族主义同样也诋毁了公民价值的平等性。因此加拿大也和大多数国家一样，认为以种族、肤色、民族背景来歧视个人是不道德和不合法的。加拿大也禁止不公平的工作机会、教育机会、住房、收入、领导、公共安全、政治和公民生活。一个种族歧视的行为伤害的不仅仅是受害的个人或是社区。正如1963年美国总统肯尼迪说的那样，“当有一个人的权力受到侵害时，每个人的权力都会受到威胁”。这也指导了1960民权年代的传承。
从那时起，国内、国际都掀起了促进平等和反歧视的法律浪潮，加上数以百计的法院和人权法庭的裁决，以及日渐发展的跨领域法学理论，让当今社会对系统化的种族歧视有了参考和经验。 举个例子，我们可以从联合国反对任何种族歧视的协约里得到很多深刻的理解，它规定了各个国家禁止和消除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加拿大签署了这一条约。当时，Jim Crow laws（指1876年至1965年间美国南部各州以及边境各州对有色人种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法律）、南非的种族隔离以及印第安寄宿学校等国际事件，都是公然、蓄意地基于种族而对人民的基本自由权利压迫的例子
然而，消除这些明显的种族主义的体制并没有终结人们对种族平等的追求。今天，有关歧视的法律被广泛认为是包含了明显的和非故意的歧视。因此，很多看起来自然而然的规则、政策或行为，也可能会对某些人群产生歧视性的效果。
跨领域的分析和研究也给出了深入的见解。一个多伦多大学2006年做的研究表明，安省的黑人被警察枪击和杀害的案件比白人多出了16倍。2019年一份蒙特利尔警察局撰写的报告表明，原住民和黑人被警察种族歧定性的可能性是白人的四倍以上。部分人也许会解释说这些研究本身就是有缺陷的，或数字统计反映了不同社区的治安情况。然而，现代的人权思想通过批判性和询问性的严格思辨，并不认同这种浅薄的解释。从八十年代开始，加拿大最高法院和人权法庭就认识到了这些数字统计正好反映了潜在的系统性的种族歧视。
基于种族的歧视变成系统性的歧视时，它可以理解为，不仅局限于个人的不当举措，而是涵盖了更为广泛的种族不平等的模式。系统性种族歧视包括：重复性地对个人予以不公正的对待；执行排斥性或有害的政策；更广泛的社会性和代代相传的不公正。为了了解这些相互作用，我们可以利用平等法的见解，在个体、制度和社会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上去仔细审查种族歧视。
我们先看一下警察的不当行为。首先，警察也许基于种族的定性滥用权力、谋杀黑人或原住民；这些微观层面上的种族主义者包括有意、无意的对个人的种族偏见。没有人生来就是种族主义者。然而跨学科研究确认了，儿童、青少年和成年人可能会逐渐学习并吸收这些偏见。警官经常、普遍或持续的种族主义行为模式，为个别的案件和个人带来了系统性的影响。
其次，尽管体制上论有争论认为这些只是“毁了一锅好汤的几颗老鼠屎”，但种族主义行为并非空穴来风。中观种族主义（meso-racism，组织行为层面的种族主义）在各个机构的内部都有产生。加拿大人意识到，我们官方机构的态度、政策和行为也无法幸免于种族主义的偏见。所以我们要问：这些机构和组织是否承认、纵容或谴责种族主义？无法主动处理这个问题的组织就会更有可能无意识地让种族主义滋生。全面的、基于平等的官方政策，应当不仅仅只是调查和处理个别人的错误行为，而应当更多地从审慎的招聘过程、政策的改进、项目培训、大量的多元性和领导力培养计划、反偏见相关的培训、社区联动和定期的机构审查等这些方面来主动阻止类似事件的发生。
再次，对平等的承诺也需要从宏观的层面上深入。例如，如果警察因拥有种族主义态度抹黑、骚扰、甚至谋杀一名原住民妇女，而检控官却不起诉，那么这种行为就超出了警界和机构的范畴，而上升到了刑事司法系统（criminal-justice system）。当我们政府的报告显示联邦监狱里的囚犯有30%都是原住民时，要知道原住民只占加拿大总人口的5%。这个现象已经不仅仅是逮捕和惩教的问题，而是一个深刻的系统性歧视。个人和组织可能都是在一个导致长期系统性种族不平等的体系里运作。宏观种族歧视也因此在最近，历史性地引起了全世界民主人士的抗议，共同反对法律系统里对一些人不公正的保护和对待。
在2004年和最近的2017年，联合国的工作组确定了加拿大还没有消除种族主义，加拿大的黑人的人权依然被结构性和系统性的种族主义所侵害。我们急切地需要革新的认知来帮助消除一切层面和形式的种族歧视。1984年，皇家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平等就业部门的委员，法官罗萨利.阿贝拉（Rosalie Abella）说：“系统性的歧视需要系统性的补救。”
今天，前所未有的公开对话和消除系统性种族歧视的创新提议正在不断地被推进。我们呼吁文明的社会、学者、活动家、社会机构和政府一起努力，鉴别和纠正个人的、机构的以及宏观层面上的系统性种族歧视。我们不必计较精确的定义，我们需要的是立即行动。麦吉尔大学社工系教授辛迪.布莱克斯托克（Cindy Blackstock）说道：“系统性种族歧视最好朋友的是公众的沉默和不作为。”
原文为英文，来自《环球邮报》
中文翻译：Cindy L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