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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大流行病经历中,城市的人口会由于死亡、人们逃离等原因而减少。这次新冠肺炎的大流行,会有什么不同吗?
英国历史作家Ben Wilson在他的新书《大都会:城市的历史,人类最伟大的发明》 中提出了这样的论点:人类的都市化势不可挡,正在以每天两百万人的速度增长。自从6500年前乌鲁克(Uruk)在现在的伊拉克南部沙漠的位置平地而起的时候,都市化就经历了起起伏伏——不好的经历就包括气候变化和瘟疫。“当人类面对面地分享知识,合作和竞争的时候,就会兴旺。” Wilson在一次采访中说,“由于人口的密集度越来越高,他们变得十分多产高效。就是说城市有时是很好的居住地,有时又非常糟糕。
简而言之,特别是对于年轻人来说,城市的诱惑,从众的兴奋,创新和机遇等等,都是吸引他们的重要因素。都市学专家Richard Florida把这些因素称为是年轻人所产生的“旺盛的劳动力市场和旺盛的寻偶市场” ,但同时也是他们的克星。 他们总是有更多的让疾病蔓延的空间: 在二十世纪的工业化曼彻斯特,60%的孩子在五岁生日之前就去世了。Wilson写到,相比之下在农村的儿童夭折率是32%。普通的都市生活的典型标志,就是穷人拥挤在一起,居住、工作在不卫生的环境下,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家庭,每年夏季会离开。在瘟疫猖獗的时候,城市由于死亡和人们的逃离,而使人口变得稀少。然而,一次又一次,在眼前的危险过去之后,城市的诱惑又把人们吸引了回来。
这次新冠大爆发之后的情形会有所不同吗?在发展中国家不会有什么不同,Wilson 强调到,因为城市化还没有达到波峰。(在尼日利亚,老挝 — 21世纪的典型大城市,已经从20世纪50年代的30万人上升到现在的2100万人口,预计到2040年人口要达到4000万)。
但是在北美的城市里,互联网为由服务行业所主导的经济,在经济效益(不是社会效益的话)方面提供了另外的选择。人类历史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形——城市最主要的优势不再完全依靠城市的存在。疫情的恶化,大流行加剧了针对都市化的不利因素的既有反应。对于许多都市学专家来说,之前推测出的人们必然会回归大都市在此时似乎变得不再那么必然。
甚至应对紧急情况的措施可能会永久实行。一位瑞尔森大学泰德·罗杰斯管理学院(Ted Rogers School of Management)的教授兼房地产专家Murtaza Haider这样提醒大家:安省的疫情封锁使省里的公司中有一半员工在家办公的比例从11%上升到34%。而且Haider不觉得所有这些工作人员都会回到市中心的写字楼里。
“在封锁之前,一些经理很难想象,同时也对员工缺乏信任——他们认为员工只有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工作时,才会有效率地认真工作。但是现在我们知道这种判断是不对的。” 后疫情时代的都市图景将会怎样,对于从公交运营商到房地产投资商到咖啡店运营商来说,都是一个迫不及待希望知道答案的问题。当专家对于城市如何反弹和反弹到什么程度持有不同意见的时候,他们都赞同一个观点——那就是生活再不会回到从前。
这一切都与历史经验相吻合。多伦多大学马丁繁荣研究所(Martin Prosperity Institute)的主任Florida大篇幅地提及以前的瘟疫大流行是怎样从最基层改变了城市。17世纪,在鼠疫和大火之后,伦敦重建,他们用了砖而不是木头,不仅仅是因为防火砖”而是因为砖头被公认为对携带疾病的害虫来说更具密封效果。” 在19世纪,到处都修造了下水道来防止霍乱。加利福尼亚州查普曼大学(Chapman University)城市研究学教授Joel Kotkin在一次采访中指出,“人们忘记了在1920年曼哈顿有2400万人,在1950年当纽约是当时世界起支配作用的城市时,只有1500万人口。当城市在20世纪初被瘟疫摧残时,人口出现了致疏化。” Florida基于这个观察,加了一个关键的结论:在20世纪20年代,北美的大流感后,郊区化起到了健康的驱动效果,那时和现在,真正的驱动是一种新的技术——汽车。
新冠病毒出现了,但人们还得在城市里来回穿梭。汽车,像公交车一样,是这些城市在疫情下如何发展的不确定因素的最主要部分。Haider断言在远处上班的工作人员,如果在家办公,会比他们以前在写字楼里的办公效率还要高,因为他们“节约了上下班来回路上的90+90分钟。” 郊区的居民总是有他们的问题,Florida委婉地形容道那是“大量的、可怕的通勤者”涌向市中心。他预计在这些通勤者中,会有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不会再回到他们以前的出行方式。
Haider说,作为住在市中心的人,将不会回到象沙丁鱼罐头一样拥挤的日子。因为上下班高峰期人太多而错过了一班车,等到的下一班车却是同样的拥挤,这样日子再不会回来了。他们也许会在家里工作,或者在增建的人行道或者自行车道上漫步。因此,这些都导致了公交系统的乘坐率下降了高达85%。还有人会更多地选择自己开车。因此,公交车辆的使用率降低,不完全是在家上班人士或者骑车上班的人造成的。所以在许多大城市,你会看到,在封城期间,可能平时不怎么堵车的地方,又开始堵车了。
公交系统的问题一直是前疫情时期的断层线,由于新冠疫情的爆发,这些问题被暴露无遗。 “ 就像一直被我们忽视的收入和收入所引发的健康不平等问题,我们现在就不能再熟视无睹了。” 根据多伦多大学的Matti Siemiatycki的说法。大多数北美城市,包括多伦多和温哥华,有放射状路线的诸多公交线把人们疏送到郊外,还有地铁把人们送离城市再接回来。” 我们所建立的公交系统和人们的需求已经互不匹配了,如果把多伦多放射状的(地铁)系统与众多低薪的一线工作类型进行比较。” Simmiatycki说。许多这些地方都位于过份拥挤的公交车服务的所在地,通过空气传播的病毒已经把能使用其他交通工具的人和这些人区分了开来。
拥挤的公共汽车和空荡的地铁 — 多伦多不是唯一的公交需求量和公交容纳量的不匹配的城市。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到十月份为止,在华盛顿市中心,以前是教科书案例的再生市中心,167000个办公室职员,其中的95%已经消失了几个月,经济活动也跟2019年比下降了87%。在劳动节之后的星期二,有1000人经过McPherson广场地铁站,和疫情前平日每天的15000人相比相差悬殊。如果早前Haider关于回到市中心上班的员工的人数的预计是真实的话,这是主要的大城市好几年都不会再见到的数字。
由于通勤者不会再回来,北美将要为出现的”劳务市场失去数千万的都市服务工作岗位”而承担责任。哈佛经济学家Edward Glaeser这样说。Haider称:”仅仅考虑多伦多市中心,是有45万个工作机会的北美最大的就业枢纽之一。他们并不都是金融,保险和房地产的写字楼工作。围绕着这些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零售业的基础设施,比如酒店、餐馆和咖啡店等,都在服务他们的需求。但是那些金融、保险、房地产员工还因所在的行业盈利而受雇的时候,那些在星巴克和其他零售中心等待服务他们的人却发现他们的生意已经倒闭了。”
历史学家Wilson说道,任何影响食品行业,和由于食品而产生的收入的行业都非常深远地影响着大城市。从在蒙特利尔饭店工作的学生到路边卖烤玉米的贩子,食物已经成为贫穷人群在城市中生存的重要手段,比其他任何小商业都要更多地成为新移民和本地出生的不富裕人群的谋生手段。街上小贩的快餐小生意对于大城市贫富分化的经济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这些帐外经济类型的小生意对于边缘人群维系生存是不可或缺的。Wilson说道,”墨西哥市和孟买市各自有25万个街道小贩,占工作人群很高的比例。” 对西方社会也是一样的,不久前20世纪的伦敦就有同样数量的餐饮摊贩的售卖车,包括500个除了卖豌豆汤和热鳗鱼其他什么都不卖的小贩—餐饮业在现代都市经济中仍然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加拿大的餐饮服务业,去年预计到2021年为止能达到1000亿加币的销售额,现在预计今年的销售额只能达到800亿,这是由于20%的店铺关门和人员失业所导致的。重创工业的失业者的遭遇如何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在多伦多的高端零售业Yorkville区已经可以窥到端倪了。自从9月以来,人们已经可以从加拿大第一台自动咖啡售卖亭Dark Horse Robo-Barista Cafe买到加奶咖啡了。RC 咖啡项目的总经理,也是为这个项目提供技术支持的Brad Ford, 和Max Daviau, Dark Horse咖啡的零售副总裁,在一次联合采访中指出,他们的这项前锋计划早在新冠给无接触售卖”交保费”之前就早已成型了。“ 这只是一些我们看到的朝便捷高效的服务环境发展趋势的继续,也是这个社会趋于便利和技术运动的一部分——甚至在当今的麦当劳,人们就是进去从自动售货机上订餐, ” Daviau这样说。”当然钱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市中心的最小的可以生存的咖啡店的启动资金就要超过10万加币,“ Ford说,对于更大空间的同类店启动资金就是这的三倍了。
虽然如此,不管起源如何,Robo-Barista到来的正是时候。Ford说,房东们都在联系RC咖啡店,要求立刻由他们取代疫情期间被迫暂时关门的其他咖啡店,也很感兴趣由他们永久取代新冠疫情后不再回来的咖啡店。这种情况有很多:疫情刚开始一个月,加拿大大约97500个餐馆、酒吧和咖啡店中的10%就已宣布永久关门。
北美城市正趋于重启的另一个标志在房地产市场已经开始显现出来了。Haider在关注商业地产的转租,发现甚至是最大的租客也被五到十年的租约套牢,他们”正在把十,五十,或者十万平方英尺的地盘转租出去,因为他们发现员工在今明两年都不会回来了。” 这是一个被许多专家称为契机的危机。大都市人可以象100年前的人所做的一样,Florida说,“ 从多伦多到底特律,匹斯堡到纽约和伦敦,这些城市把制造业和商业建筑物改造成新兴活动崛起的场所。我们要让我们的城市适应写字楼萧条的新局势。
土生土长的BC省居民Siemiatychi说,在这些重新定位的楼宇中,就有温哥华耶鲁镇社区的从砖制库房改造成的店铺和居民楼。和Florida一样,Siemiatycki发现在应对“被披露的围绕负担能力和种族不平等产生的张力的同时,在现存的城市动荡中其实有促进城市进步的机会。” Florida说:“其实不仅仅是机会,这也是我们的义务。“这次疫情正在对弱势群体和少数族裔迎头重击,也为政策制定者针对我们的社会中长期存在的鸿沟问题提供了深入的缘由和起因。” 对于这一点,Florida宁愿看到写字楼空间变成经济型住房而不是很多人期待的业主公寓楼。我还没有看到这种想法和紧迫感。”
专家们都认为城市会变得更年轻。根据Florida的说法,城市仍然在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潜在的配偶。根据查普曼大学的Kotkin的调查,随着年纪更大,易感染病毒人群的搬离,更富有的人会把负担的起的空间提供给年轻人。”那时,可能城市将不会那么乏味,”他笑道。随着城市的年轻化,” 连锁店不断引进,所有的城市中有趣的和特殊店铺都会受到重击。“ Siemiatyski指出那些特别的迎合小部分人群的店铺,已经在市中心外部找到了便宜的新去处,最明显的是在老的郊区购物中心带。”在那里,你能找到新的零售店和多伦多最正宗的餐馆。“ Kotkin说加利福尼亚的橙县也是如此。就象一个建筑师朋友一次告诉我的,‘购物中心带是移民的朋友,’ 而且移民会激发创新。”
用Siemiatycki的话说,大都市的真正吸引力是艺术,文化和街道节日——这是让都市充满生机的因素,不会被互联网代替,但是将会搬到郊区的内部。Kotkin说,如果新一代的郊区是通过”一些充足的土地使用和区域布局规定的改变”,而设计成低排放,更多在家上班和更短的通勤,那这种以分散的居住和汽车的再兴起为特点的都市化郊区(不管是什么程度的),对于都市学专家来说都是势不可挡的。
Wilson说,这个过程也不能太快。大都市不能屈服于私家车,而让公交系统衰败,更准切地说,因为过份的至致疏化是大都市的另一把双刃剑。就像密集总是大都市的一个好处也是一种坏处一样,蔓延拓展能提高生活品质,但又会成为一种危险。城市已经在人类试图减缓气候变化战斗的风头浪尖上—阻止气候变化看起来已经不可能—因为这些城市确实是在前线了:三分之二的人口大于500万的大都市位于海平面少于十米的地方。城市要继续数十年以来的和汽车的斗争,不仅仅是降低排放,还要夺回它们所占据的空间,Wilson说道。他预计城市会”继续限制机动车,和对入境车辆征税。” 在美国,就有计划把几条20世纪60年代的斜穿城市街区的怪物般超大的多车道高速公路,改造成中间是公园的绿树成荫的街道。” 更少的车辆和更多的绿化带使大都市变得更紧凑,也更能保持生命力。
在后疫情时代的大城市,会相对居住分散,从人口统计学看,不那么富裕但更年轻。城市和人们会服从于病毒追踪监控技术。总而言之,一切都不会像疫情前的时代了。如果政府能抓住新冠疫情带来的机遇而做出革新,那未来将会更光明。反之,如果都市的承受力随波逐流—伴随着更少的就业机会带来的低房租,增加就业又会导致生活开销上涨—这样未来就会变得黑暗。但是随着Wilson带着我们经历城市古今的变迁之旅,我们会看到迅速的进化是常态。大都市会像往常一样,将会保持好坏并存的张力,直到灾难再次袭击。
本文原文发表在2020年12月的麦克林杂志上,原标题是,”别了,大都市“。
来源: 麦克林杂志
作者: Brian Bethune
中文翻译:Manli Zhang
中文校对:Cindy Lu